法庭，是世人心目中圣洁的公道之堂，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场所。可是，偏偏有人打起荒唐官司，来浪费司法资源。

　　案例一：“诉由”荒唐
　　山西某县教育局局长被一风水先生诉至法院。风水先生诉称：教育局曾经要他预测三件事，一是看看局长能不能升到副县长；二是看看局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命相是否相合，在一起工作能不能相投；三是看看今年全县高考和中考升学率如何，最后，因为实际升学率大大低于他的预测，他未能足额领取酬劳。于是，风水先生告上公堂，索要酬劳。
　　众所周知，在教育界，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提出经年，但升学率仍一直被不少地方的教育官员视为最大的“政绩”。因此，该教育局局长为得知升学率的高低，竟不惜求助风水先生。说到底，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其个人仕途。
　　请出风水先生来求政绩的荒唐行径，其危害不可小觑。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，对于社会整体具有示范效应。一个地方，若是连政府教育部门都要去请风水先生，怎能指望那里的文明观念昌盛、社会风气清新？又怎能指望那里的教育工作，能够承担起传承现代文明和科学知识的基本任务？若是连教书育人的具体执行者都笃信，本应通过扎实努力而取得的工作成绩，可以寄望于预测占卜的虚无命数，那个地方的发展及未来着实堪忧。
　　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少数党政干部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，尽管只是发生在少数地方、个别人身上，但对此等怪现象，绝不可等闲视之。

　　案例二：“诉求”荒唐
　　河南某市煤炭局正科级协理员胡某，不顾公职人员禁商规定，将某煤矿矿长告上法庭，诉称自己对该矿很“照顾”，应该拥有股份，要求分割该矿1800万元的资产。
　　胡某的“高论”是：“煤矿上，我付出了巨大的心血，80万元现金是我该拿的，煤矿上一半资产也理所当然应该归我。”据了解，胡某“付出的心血”主要包括：一、胡某亲笔起草了任命董某为矿长的文件，并亲手把印章手续交给了董某；二、胡某一共筹借了198万元给矿上，几年后矿主董某才把这些钱还上。
　　胡某给该煤矿不少“照顾”，后要求持有煤矿20万元的空股，出于煤矿发展环境的考虑，矿主董某答应了胡某的要求。对此，胡某认为那并不是“受贿”：“我在矿上取得的20多万元都是替矿上跑事、给煤炭局办福利的，怎么能叫受贿？”
　　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：公务员不得经商、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。对于这点，胡某的见解是：“领导干部不许经商，指的是大领导，而我是小领导。”
　　抱着如此荒谬的理论，难怪胡某敢于告上法庭，索要煤矿资产。胡某的行为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笑话，有关部门应该沉下心来，仔细咀嚼一下胡某“高论”的内容。

　　案例三：“标的”荒唐
　　河南某派出所指导员王某想当上派出所所长，遂花钱请人“协调”，后因对“协调”结果不满意，一纸诉状将中间人刘某告上了法庭，要求其返还“买官钱”本金8000元及利息4600元。
　　原来，为了当上派出所所长，王某给了刘某“活动经费”一万元。可是，刘某“有负所托”。王某便追要该款，刘某返还了王某2000元后，出具了欠款凭条。
　　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王某为了达到任职派出所所长的目的，欲通过刘某打通关节，并自愿提供“活动经费”一万元，这种行为有悖于法律，应视为无效的民事行为。王某对刘某为其所办的事情不满意，要求返还“活动经费”，刘某出具了欠条，但并非自愿，因此，双方虽然产生了表面上的“债权债务”关系，但该“债权债务”关系并非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所产生的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法院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，同时对王某作出1000元罚款的民事制裁。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后记：　　
　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法院的大门对广大人民群众时刻敞开着，但同时也被一些居心不良者钻了空子。法院一旦“接纳”了讨要“黑利”者，就要浪费司法资源。因为案件一被受理，法定程序就一个都不能少，走程序、耗时间、费功夫。
　　在当前新类型案件大量涌现、法官人手不足的情况下，虽然不可能全方位去审查每起案件应否受理，但明明是党纪国法禁止的行为争端，就不能草率地发给他们“请求依法维权”的门票。事实证明，荒唐官司一再上演，是由于法院现行民事诉讼立案审查过于简单粗糙，对诉状仅仅来个“程序审查”就完事而造成的。只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案审查机制变“粗审”为“细查”，司法资源才不会浪费在审理荒唐官司的过程中。